《茶馆》是文学家老舍先生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，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《收获》杂志创刊号。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、军阀混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。通过一个茶馆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腐败、光怪陆离，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。

      《茶馆》演出的成功，成就了北京人艺，也成就了于是之、蓝天野、郑榕等一大批演员。

郑榕饰演的常四爷在一、二、三幕中的形象

      郑榕，1924年出生于安徽省定远县，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表演艺术家。1953年，通过《龙须沟》中赵大爷一角的创造，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。他参演过《雷雨》《龙须沟》《茶馆》《丹心谱》《西游记》《甲子园》等剧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形成苍劲、浑厚的表演风格。曾随着《茶馆》剧组赴西德、法国和瑞士等国家演出。

      郑榕是大家公认的学者型艺术家，他的渊博学识来源于严以律己、永不停歇地学习与思考。对于剧院和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戏剧演出，他都以宽厚的胸襟和发展的目光给予包容及鼓励。

郑榕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4月版 定价60元

      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，他有自己的认识：

       1.梅耶荷德的创作方法是机械论的，他把人的生活形体的一面与心理的一面完全割裂开来。斯氏则是承认人的形体一面与心理一面有着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。他提出：“行动不同于情绪，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，情绪则无法支配。演员不应当在舞台上表演情绪，一定要寻找行动。”“形体行为是捕捉情感的诱饵。”——《话剧百年的反思》

        2.有一些人急于面向西方，想打开对外交流的文化通道，但不利的一面却是失去了“文化自信”。这是很危险的！北京人艺“民族化”的道路受到忽视就是其中一个表现，但是外国戏能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？……过分强调应然会导致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，或唯意志论、强迫主义；过分强调实然，则会导致宿命论，犬儒主义、消极主义等。……历史上有过很“反复”。“五四”时期胡适提出废除中国的旧（京）剧，从国外移植一批剧目来代替。1925 年，余上沅、熊佛西等表示反对，发起了“国剧运动”。余上沅说：中国人对于戏剧，根本上就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。方向是参考西方的成绩来保存和整理旧剧。他说：艺术都有“通性”和“个性”，为什么希图中国的戏剧定要和西洋的相同呢？他把“创新性”和“民族性”作为艺术发展的首要标准。1932年，熊佛西赴河北定县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农民戏剧实验，演出了《鸟国》《喇叭》《过渡》《蟋蟀》等剧。——《演剧与认路》

在《智取威虎山》中饰演座山雕

      对于如何塑造人物，他有自己的体验：

       1.那是在戏开排以后，由于我老想着人物的身份、派头，导演指出我太硬、太躁，缺乏“书香气”。为了培养这方面的气质，我选了一些古诗词来诵读，有一次在树下低吟乐府古诗《孔雀东南飞》，竟有感落泪，这时我忽然悟到一点人物的自我感觉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像周朴园这样的老一代资产阶级，大多出身于封建门第，从小受的是封建教养，虽曾出国留学，但中国古典诗词中，那些令人一唱三叹的青年男女的忠贞爱情，在他的思想中、心头上想必也保留着难以忘情的位置。他要保留旧家具、旧衣物，甚至房间里的陈设都还要保留老样子，是为了要在回忆中重温旧梦，是希图仍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、享受，一种自我满足。正因为在他心底有这样感情的种子，所以30年后，当他和侍萍意外重逢时，才能演化出现在剧本情节中的悲剧。所以我认为周朴园年轻时对侍萍的爱，应该是出于真诚的。我想每当他读到《孔雀东南飞》或陆游的《沈园》诗的时候，未尝不是“犹吊遗踪一泫然”的。——《我演周朴园》

      2.常四爷和秦二爷意外相逢，从眼前此人的变化和遭遇中，仿佛也照见了自己的一生—时代的黑暗，历史的无情，毕生的挣扎，希望的幻灭……·不禁搅起了他心底的往事，他开始坐不住了。听着王掌柜一字一泪的控诉，就像是在他心底暗藏的余烬上投下了一根根干柴，微弱的火星再度点燃起来，心底的话憋不住了，终于倾吐出来：“盼哪，盼哪！我盼着谁都讲理，谁也别欺负谁！……”这时才又闪现出他那硬汉子的性格，就在这一刹那，老友在刑场上就义的情景又闪现在眼前，他不自觉地鸣出不平：“可是我那些老朋友们，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给杀了！……”说这段话虽然是愤懑，但是，一生的经历仍在提醒他切记“莫谈国事”！所以，这个饱经辛酸的“硬”汉子还是心有余悸的。说的时候，不应是大声疾呼，而是压低嗓门儿向王掌柜同秦二爷讲。——《我演常四爷》